律师的时间是宝贵的，像王丽这种知名律师则尤甚，《中国民商》记者一行到达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时，王丽主任正在与客户交谈。到了约定的采访时间，她准时推开了门，以一句“久等了”略表歉意。

 外界对王丽的评价多以“雷厉风行”“女强人”等词语表达，但记者见到王丽本人之后完全颠覆了之前耳闻的形象。亲切的微笑，优雅的谈吐，丝毫看不出她在法庭上叱咤风云的影子，反而散发着一种优雅的知性魅力。

 寒暄过后，王丽突然话锋一转：“你们知道民营企业如今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？”王丽说道：“是安全。安全首先就是怎么活下去。一个企业家从创业到现在，企业的存活，并不只关系到自己的生产经营，而是关系到家人、朋友、伙伴等等一个大圈子的存活。”

 改革开放40年，民营企业从无到有、从少到多、由小到大。第一家小餐馆、第一个个体户、傻子瓜子等店铺在创业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哪家企业以后能做成上市公司，能成为走出去的国际大公司、世界500强，其发展成就有很多是想不到的，发展过程更是难以想象的。王丽表示：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。或者说没有改革开放，就没有新型的民营企业。”

 以前我们有民族资本。众所周知，1956年，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。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“定息制度”，统一规定年息五厘。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，资本家除定息外，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，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

 王丽介绍：“改革开放之前，国营企业的效益普遍比较低，没有太多的产品，也没有广阔的市场。所以，一些企业就活不下去，连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来。盘活的方法就是改革、改制、承包经营。它避免了企业很多原来的弊端，比如没有责任人，没有技术、产品、市场。企业的发展第一要有专业人才，第二产品要适销对路，第三要进行成本核算。经过改革开放，形成市场竞争，建立起新的管理机制，很多企业走出了困境。当然，也有赔本赚吆喝“烧钱”的，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市场策略。”

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民营企业从萌发、成长到今天，形成了一批实力很强的民营企业，还有一些民营企业正在走向强的过程中。当然也有一大批新起步的民营企业，它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于40年前，如今一些新起步的民营企业很多是年轻人的创业创新。王丽认为：“有的人总想给民营企业贴个标签，民营企业一定要是什么样的。其实，只要不是国家投资的都是民营企业，这就是民营企业最清楚的界定。国家投资的企业经过合资、合作、改制、重整、重组，有的成为混合所有的企业，也有的成为了民营企业。同时也有民营企业把股份卖了，卖给国企成了国有企业。企业本身不管它是什么出身，它都要按照企业的规律来办事。就如同自然法则是最高的法则，谁违背自然法则就要受到自然的惩罚。”

 中国是一个拥有2700多万家民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。企业家在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同时改变了中国。一些人认为，这一批人的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，这是一群热爱金钱的人。其实，当企业做到一定阶段的时候，企业家所赚的每一分钱与他们的日常消费已经没有关系，而在相当意义上是承担着社会责任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民营企业家的一系列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冒险与探索，丰富了中国的市场供给，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需求，改变了中国一个个产业，改变了一个个城市的面貌。

 如果按时间来界定，民营企业可以分为存活了10年以上、20年以上或是30年以上的企业。10年以上的可能渡过了生存关，但有的企业还没过这关，一场风暴来了或者一个产业政策调整，或者自身产品质量出现问题，一个法律诉讼，就可能形成全行业的塌陷，企业有可能就不复存在了。

 存活20年、30年的企业，一般来说已经找到了生存的办法，有了生存之道。企业有了合适的产业、合适的产品、合适的技术人员、相应的市场。而且企业运行的规律，财务、风控、管理、人才聚集以及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已经有了一些基础。王丽介绍：“即使这样的民营企业，看似平稳地运行，其实它的抗风险能力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。”

 王丽认为，民营企业的最大“不安”就是法律风险。民营企业投资兴业最怕法律环境不好。到政府办事要找人，不打点不给办，上届政府批的下届不给办，审批官员调走后继任者不给办。企业家配合反腐调查，人身与经营受限，企业家因行贿受到法律惩处，企业寻求司法救济不能获得法院公正审判，企业遭受国内外监管部门调查，遭受境外法律诉讼和处罚，等等。

 民营企业首当其冲的“不安”是资金链短缺。民营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，需要更高的信用。民企贷款的抵押、担保不仅要把企业家自己的股份、资产抵押，还要求其个人和家人、亲戚与朋友的共同担保。所以，很多民营企业都是母公司给子公司担保，就是自己的公司给自己的公司连环担保。也有的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人本人给公司担保。他自己的固定资产、存款或是其他的投资都拿出来做了担保。而金融机构只有看到这样的担保，才可能给他放款，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就体现在这里。

 民营企业融资贵。到正规的国有银行，民营企业拿不到贷款，就要找股份制的银行或是其他的金融机构，成本是比较高的，比较贵的。所以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是花了很高的代价来获得资金。而获得这些资金很多时候是借了新债还旧债，否则资金就不能够继续得到。

 民营企业抗金融风险能力差。如果遇到金融业波动，出现了一些风险的情况下，金融机构要管理风险、消除风险。只要民营企业的贷款稍有违约，就面临着抽贷、不续贷。企业对一处金融机构的还款违约，其他金融机构也都为了避险，对贷款或其他债券等债务宣布提前到期。从而使企业彻底陷入资金断裂境地。因为银行、其他金融机构，都是按照规律来办事的。因此资金运转是我们民营企业生存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

 其次就是突然的产业调整。比如钢铁产业，产业调整压产能，对于企业来说可能直接面临的就是停工。再比如建材行业，在建设过程中市场需求是很大的，但现在很多项目都建设完成了，那么一些初级的产品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。这些产能过剩的消化方式，是主动地去找到另外的市场。这个市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，不管是东部还是西部，很多民营企业主动走出去找市场，并不是有多高的觉悟，而是有迫切的需求。

 还有就是创新能力，民营企业数量庞大，如果没有强大的产业能力、行业能力是很难立足的。在这个产业、行业里，企业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外企，可能是国企，可能是市场已经很成熟的企业。要想超过它们，就必须在某些细分领域比它们要做得好，就是要创新，所以民营企业创新是不得不做的事。而创新路上也遇到很多的瓶颈，创新是需要有资源的，要有足够的创新人才、要有创新的资源、要有创新的财力支持、要有创新的空间也要有持续创新的能力。

 所以就要求企业不断地创新才能活下去，而我们面临的问题众所周知，由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得相对较晚，各方面的资源和积淀是远远不够的，企业就必须勒紧腰带，省吃俭用，锻炼身体，去跟别人长跑。在国际竞争当中，我们面临着很多的贸易壁垒、投资壁垒、技术壁垒。面临这些更要用超常的智慧，超常的管理。所以每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人靠投机取巧就能获得长远成功的。 

“安全感”在哪

        民营企业发展至今，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。第一个就是敏感性，市场有任何风吹草动，民营企业马上就会评估对自身的影响，并且会迅速地拿出一个决策，如何来应付，也就是决策比较迅速，在矛盾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控制的程度，就要解决矛盾。而国有企业在这方面，显然不如民营企业，国有企业打个报告都是有程序的，要一层一层地汇报。

 即便如此，也不能消除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的现实。如何抵御风险找回安全感，是如今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。

 王丽认为，民营企业自身建设很重要。首先企业生存，就像人一样，自己的器官要完整，要有活着的能力，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。自身硬要具备几个条件：首先是依法合规的存在。如果违规了就会被处罚，如果被吊销执照，那就不存在了。如果被法院判决承担责任，那就增加了更重的负担。很多民营企业都在这个地方倒下了。王丽说：“我处理了无数件民营企业倒下的案件。我认为民营企业家要清楚地认识到，企业就像一个婴儿一样，生下来的时候就要想怎么养大它，而且要走正道。”

强化企业自身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风险防范。法律风险来自于方方面面，有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动作，一句表态的话就可能招致一些风险。有人说不做事就没风险，但不做事，等待企业的就是被淘汰。

风险只能管理，只能让它不爆发。现在很多人把风险惹得到处都是，股市上的、债市上的、产品上的、产权上的、合同上的等等。这些风险，要有非常强有力的管理风险能力，而且企业家要有这个意识。企业需要会计师、需要金融分析师，但更需要法律，更需要律师。

有些企业家觉得现在没事，不需要律师，但出了事再找律师可能就晚了。律师和中医一样是治未病的，当然病发生了也要治。企业应该经常进行法律查体，请一个法律的班子，来看看企业在哪方面存在着风险，哪方面存在着问题。有很多时候没做错事的企业，有可能有一天突然就被淘汰了。不是因为错了，而是因为跟不上时代发展了。不是因为错了，而是因为别人把你当成对手了。王丽给企业家提出了几点建议：“第一就是定时进行法律查体。第二要有强大的处置法律风险的律师班子。第三是企业的发展要走正道，不要触碰法律底线。”

政企关系对于企业的发展也尤为重要。企业家要与政府官员建立“亲”和“清”的关系。 GDP是企业家创造的，是企业创造的，是企业员工创造的。政府只有支持企业，才有GDP的发展。企业家希望能够跟政府跟官员有很好的沟通，双方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。用什么方式能做到这一点，却是值得深思的。有的官员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去利用企业家，遇到这种情况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。

官员的调任、变动，造成了新官不理旧账的现象，或是更敏感的问题，前任的官员被调查了、违纪违法了，那么企业家的项目就可能被无疾而终。

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很多的企业家是没有办法的。这时候怎么办，法律虽然公平，但也不是万能的。王丽认为：“首先企业家要据理力争，依法维权。同时，也要独善其身，该调整就调整，该撤退就撤退。有很多的时候后退也是一种前进。”企业家本身要做正确的决策，要有决策进的能力，也要有决策退的能力。

最后一个就是企业家本身要有很好的修养，要有很好的社会人的意识。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，应该把修养摆到比较高的位置。五千年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承继着中华血统，也担负着往下传承的责任。企业家创造的价值比较大，能力可能发挥得比较强，越是如此就越要注意自己的责任。

同时社会也要给企业家充分的理解，企业家是社会精英、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、是幸福的创造者、是满足社会需求的供给者、更是社会前进的推动者。这是王丽对企业家的理解。王丽进一步解释道：“我非常坚定地认为，没有企业家就没有社会财富的创造，就没有社会的进步。就算封建社会也有企业家的存在，也在发挥其相应的作用，有作坊、有农业、有技术改造、也有黄道婆，只是在当时不叫企业家这个名字而已。”

王丽认为，企业家的称呼是一顶贵冠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企业家，是不可思议的。她呼吁：“我们对企业家应该充分肯定他们，充分尊重他们，充分理解他们，充分支持他们，充分依法保护他们。”